——论《形象批评通论》与形象批评 作者：杨振宇（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浙江大学教授余辉的《图像批评通论》历时五年撰写，最终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对于这部著作，翻译过贡布里希、潘诺夫斯基等学者著作的资深翻译家杨斯良指出：“于辉教授将这部巨著称为‘通论’，实在是谦虚了。” 正如作者所说，本书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书画评价，而是一部基于真实性评价的作品，依靠文字、图画、实物等诸多证据，探究图像背后的社会、历史、人文背景，并或多或少地确定作者的身份、创作动机、图像的联系、艺术的演变。图像的来源以及图像与文本的关系。作者“不仅试图超越由某些共性组成的粗陋体系，而且旨在完成经典绘画史、绘画理论和杯画在现代学术中的转变”。这一决心不仅与学术自我意识有关，也是实现中国传统书画文本研究现代化转型、进而构建中国美术史独立体系的需要。 2023年，国家社科基金主体艺术“中国美术史独立体系研究”成立。测试本项目超越中西对立的叙事框架，从中国艺术的内在逻辑出发，探索图像背后的文化传统和观念结构，构建新的知识体系和范式。作为分高层的负责人《考据与认识：中国美术史的视觉来源与方法论建构》，于晖的新作是这一过程中的主要成果和学术基础。 《图像批评通论》于辉，浙江大学出版社 从书杯画到考证意象 书中介绍，中国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留下了大量的图画记载。就此而言，中国古代对绘画意象的研究和探讨也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例如，《孔子世家》中的《望周》记载，孔子曾到周天子宣扬政教的明堂，观看墙上所描绘的古代人物，并留下对图画的评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画解”——对画作的分析和分析。探索风格的起源。唐宋时期，对图像和类似图像学以及图像学有较全面的论述，如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录》、北宋郭若虚的《图像知识录》、传统徽宗主持的《宣和画书》等。画作“向两个相反的方向发展，有的人拒绝解读画作，有的人则受到考证学者尤其是钱嘉派的影响，认为通过典故考证可以判断作品的价值。 我们有着悠久的图像研究历史和传统，而当前的数字技术给图像研究带来了新的机遇——图像识别和建立大型数据库可以实现风格比较和特征提取，有助于断代和深入分析；人工智能技术可以然而，学习中国书画的挑战依然存在——一方面，手工制作的“真伪迷雾”，尤其是元代以前没有印章、经常被模仿的作品，尚未散去。传统的“看气”杯往往依赖于个人经验，很难形成可重复且经过验证的学术共识。这导致人们对许多重要画作的年代和作者身份产生怀疑，从而限制了艺术史记载的准确性；另一方面，在研究的深化中，学界不再满足于判断真伪，而是追求探究作品背后的社会语境、文化理念和精神内涵。例如，一幅王朝山水画不仅是审美对象，还可以包含文人的思想、认知认知或政治隐喻，这就需要多维度的思考。解释。传统方法缺乏系统挖掘深层信息的能力，很容易使研究陷入“以画论画”的局限性。正如范敬中所言，中国美术史研究虽然领先于西方，但尚未形成像沃尔夫林、潘诺夫斯基那样系统的分析和解释体系。 “图像批评一般理论”的出现为突破上述困难提供了实例和方法论支撑。本书不仅追溯了对中国书画传统的分析，梳理了图经、图册、手册等中国纪事的独特范式；它也打破了单一的风格比较框架，对更广阔的语境和人文语境中的艺术和绘画产生了阻碍。通过对人物服饰、器物工艺品、地理场景等图像细节的考证，等，放慢了多学科史料的脚步，构建了一条相互印证的“图像-文献-实物”的研究路径。这种方法不仅能更科学地解决书画的真伪、年代问题，还能使书画从“艺术品”向“历史文化载体”转变。例如，对明中后期文人画中的“案头忏悔”形象进行研究，可以还原当时文人的生活习俗和审美情趣，填补文献记载的空白。 在当今书画研究趋于“精细化”、“跨学科”的背景下，本书不仅提供了一套技术方法，而且贡献了重构书画、历史与文化关系的学术思想。作者余辉经过三十五年的研究，整理了学术要点。梳理了图像考证学与各学科的关系，提出了图像考证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框架，并通过对300余幅古画中近千幅图像的案例分析，构建了有血有肉、具体生动的“图像考证”，使书画研究从传统的鉴定向具有系统方法的学科转变。 北宋苏轼擅长枯木画。米芾认为与“胸中凹陷”有关，黄庭坚则认为与“胸中丘陵谷”有关。这就是“枯木竹石之象”。 从文化遗产保护到语境激活 笔者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保护和研究已经从修复文物、抢救文物阶段转向了共同修复阶段。ntext 和值解释。当前的任务是将分散的文化遗存连接成完整的文明叙事，让后人不仅能“看到”传统，还能了解精神内核。 在传统书画研究中，许多仍然缺乏清晰的历史脉络和价值，难以充分欣赏——比如，一些古代人物画由于无法区分人物身份和场景背景，仅被归类为“肖像画”，其所承载的社会伦理、行为规范等信息也丢失了；比如，一些地域民间绘画由于缺乏对当地历史文化的相关考证，难以融入中华文明的整体叙事。 《图像考证通论》提供了“让文化关系说话”的具体方法和丰富案例。例如，作者r建议考证敦煌壁画中的“农耕场景”，可以结合未开发的农具和户籍文献，还原唐代河西地区的农业生产方式，了解前面“以农为本、合根”的经济思想实践；考证明清时期的“外销瓷”绘画图像，可以梳理中国绘画风格对欧洲艺术的影响，追溯贸易对外贸易中文化交流的轨迹。 《考证通象论》一书也体现了作者多年的看画经验。例如，古代绘画中的许多动植物形象可以反映一个时代艺术家的精神状态和当时自然社会的认知能力——马的数量象征着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弱，牛的肥硕代表着国家的繁荣。羊的数量反映了汉族文化地区农业经济的水平，羊的数量预示着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畜牧经济的兴衰。又如徽宗的《归楚雪河图》。画名及画意“归初”与“归兆”谐音。 作者余辉在书中强调，图像文本研究是认知后的后续研究，是理性的想象和探索。正是通过这种具体和微观的工作，我们才能建立和分类有关过去艺术的文献和考古知识。系统的考证方法，不仅将孤立的文物“嵌入”中华文明的历史语境，而且赋予其文化生命力，使古画不再是博物馆的“陈列”，而是成为讲述历史、传递精神的“活载体”。 《洞庭鱼藏图》之痛元代吴镇的著作反映了当时文人对生活态度的认识。 “世界艺术”语境下的对话 《世界艺术史》主张打破单一文明的中心论，以平等的态度看待全球艺术传统，在多元对话中发展相关学科。在此背景下，中国美术史独立体系的构建也需要在与世界艺术研究其他范式的交流中明确自身特色、凸显自身价值。 “考证一般图像论”的图像文本研究，既重视真实性和年代性，又强调“语境嵌入”——不仅关注笔墨、材料等“物质属性”，而且通过图像细节连接历史文献、社会制度和文化观念。例如，考证《明清时期的河伴》《清明上河图》不仅要求真伪考证，还通过画中的商铺、交通、服饰风格等对北宋汴京的城市结构、人民生活、经济状况进行重建。这条“以图证史”、“图史相证”的路径，是中国美术史上“文史融合”传统的现代转化。 回顾欧洲图像学，以潘诺夫斯基的“三层次解释法”为例，强调从前图像学描述、图像学分析到图像学解释的发展。其理论基础是西方艺术的“符号与符号”传统，特别适合宗教题材的阐释。与西方图像研究所面对的对象不同，中国书画所面对的“图像批评通论”往往n 没有文字作为依据。很多古代山水画、文人画都更有寓意，很多地方都蕴藏着笔墨文化的意境、构图、隐喻。例如，倪瓒的“草率”山水画，带有“枯树空亭”等元素，往往与他的笑人生、元代文人的逃亡心态以及“天人合一”的道家哲学联系在一起。这种“没有文本支撑的文化阐释”破坏了欧洲图像学“文本至上”的惯例，形成了一条更具中国特色的阐释路径。 《历代名画笔记》《宣和画册》等书 在世界艺术史的语境中，这种差异并不是“好坏”的差异，而是不同文明的艺术传统所培育的学术范式的差异。 “广义意象考证论”方法的起源源于中国书画“笔墨精神”、“文史同源”的特点，以及“通相关”的思维传统。中国美术史独立体系的建构正是在这种对话中确立了自己的学术主体性——既不排斥西方学术方法和理论，也不盲目照搬，而是从中国艺术实践出发，将自己的传统转化为现代学术方法。这就是“图像批评通论”的价值所在——它提供了一个既植根于自身文化传统，又能在学术界交流的方法论体系，为中国艺术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做出了贡献。在伊藤看来，《图像批评一般理论》不仅是一部关于识别方法的著作，而且是一部响应时代需要并尝试的著作。参与世界学术对话。正如范敬中在《前言》中所说：“读这部作品的最大乐趣，就是一步步行进，不知不觉地深入，使人忘记自己正在读的是一篇通论。” 未来，随着图像文本研究方法与数字技术、考古发现以及跨学科研究的进一步融合，相信“图像文本研究通论”将会发挥更广阔的领域。 《光明日报》（2025年10月16日第11页）